中国

      刘韡1972年生于北京，1996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刘韡的创作成熟于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深受新世纪中国社会特有的变动和起伏影响——城市和人文景观的变迁对其影响尤为突出。作为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后感性”小组中的一员，他以众多不同媒介，诸如绘画、影像、大型装置及雕塑等来进行创作，并逐渐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瞩目。刘韡的作品表现出了受后杜尚主义启发、与广泛现代主义遗产进行交涉的特征。他的创作将发生于中国的无数政治及社会转变所导致的视觉和智力层面的混乱凝聚成为一种多变且独特的艺术语言。其中，长期的“狗咬胶”系列装置作品、“丛林”系列帆布装置作品、“书城”系列书装置作品及近期的纪念碑式大型绘画《东方No.5》代表了刘韡美学中的多样性：与城市息息相关的、激进的混乱，以及与抽象历史积极进行沟通的、平静的绚丽。

      刘韡的大型装置《绿地》是艺术家“丛林”系列帆布作品的最新发展。艺术家于2015年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进行的个展“颜色”中呈现了大型帆布装置《迷中迷》（2014），浸入式作品从另一种角度考虑了运行于长期帆布作品系列“丛林”中的“丛林法则”的普世意义，绷紧的帆布形体构建成的迷宫，错综复杂的路径，物体感和材料交叠产生意义，并且建构观众的体验。受当下全球事件影响的《绿地》则指向了一种有关全面景观化的迷思：在当下，新式的、超越了意识形态对立的、不可见的“柏林墙”再次崩塌，“不可见性”已经消失，但一切事物未能组成一个无缝、流畅的整体，反而在内部日益异质化的道路上愈加分裂。

形式之谜——观刘韡作品记
戴章伦
最初，是这些颜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嫩绿，白，深红，黑，土黄。

　 ——康定斯基，《追忆》，1913

一颗橘子是唯一的光。

——埃贡·席勒,1912

      我们通常忘了，在起初，“意义”是一次“说出”。而说出并非直接(主动)显露，说出者说出形式(或在形式中说出)，以便隐藏自身而使意义被自由地揭示。形式是一种隐藏，却也是意义得以自由言说的场所。然而，仅当说出者在确切的形式中言说(或以确切的形式说出)，意义才能获得这样的自由。形式自由地说出不确切的意义，意义却诉求确切的形式以便从中获得自由。

      视觉是最直接的形式，却也是最难把握的形式。颜色是最直接的视觉感知，却也是最难被呈现的视觉感知。因此，当艺术家试图用颜色来表达时，他是在选择用一种最直接，却也最困难的表达方式。他的困难并不在于他无法把握颜色自身向他所呈现出的意义，而在于他必须要为他所领会到的这些意义找到那些恰切的颜色。因此，当康定斯基说：“当蓝变得愈深，它便愈强烈地召唤人趋向无限;当明亮愈发明亮，它便趋于无声，直至归于寂静，成为白”时，他是在说，当他要表达一种趋于无限的静谧时，他找到了蓝与白。

      因此，当刘韡将他的展览定名为“颜色”时，他回到了最古老，最直接，却也最神秘的形式。我们被邀请做的，是一种视觉判断。我们被邀请在观看中思考，而非在思考中观看。“对我来说，这面墙就如同我站在时代广场的感觉，大屏幕不断变换……对我而言，那些画面不存在，只是一个个色块，我的印象是色块。”日后，当艺术家要表达他在此时所感到的巨大的被吞噬感时，他找到的形式，正是色块的叠加;时代广场所展示出的巨大财富，对他而言，就是一股强烈的紫气。在这里，色块是一种在场，也是一种抽离。

      一切形式都要求与现实的距离，因为大部分时候，现实是真实(truth)的厚障壁。真实并非在现实中向我们显现，毋宁，祂隐于迷雾般复杂的现实中或被这现实所遮蔽。马列维奇因此说：“生活的面具遮蔽了艺术的真容，使它无法向我们呈现它之所能是”。这对早已熟悉了“艺术源于生活”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离奇啊!对我们而言，厘清现实已是不易，想要为那难以厘清的现实找到它恰切的形式似乎更是难上加难。因而毋宁，艺术家在这里首先要处理的是那形式所要求的距离感，而非现实本身。距离是抽离，剥离，分离，撕裂。传统而言，撕裂是一种显现，更是一种救赎。是一种伤害，也是一种打开。在这个意义上，《受难》把握到了一种距离的恰切形式，从而使形式本身获得了某种距离感。物被精心撕裂，从而使物超越了自身，成为一种不断言说的形式，能够不断发出自我的在场。无论它是否被命名为《受难》，人们都从中感受了某种伤口的意味(虽然我们说不清这伤口究竟是什么)。这是物的解放，也是意义的自由。

      1912年，年轻的画家埃贡·席勒因有伤风化罪被关押入狱，在幽暗狭小的牢房里，他画下一副水彩速写：一扇紧闭的牢门，一颗橙色的橘子在一张牢床上。艺术家在画的下方记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他写道：“一颗橘子是唯一的光”。对身处监牢的席勒而言，形式此时成为了一种照亮，一线希望。而刘韡的“颜色”，与其说是要透过形式厘清现实，获得答案，不如说是营造了一个关于形式本身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