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织造(专项单元)

由格兰特·沃森策划
由 INIVA 支持


      几个世纪以来,或通过商品买卖,或通过与设计、色彩、图样、生产技术相关的知识的传播(主动地或被动地),轻巧又富含商业价值的布料为不同文明的交流创造了的机会。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与欧洲殖民活动渊源颇深,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力量悬殊,欧洲从殖民地榨取原材料,使用奴隶,推行本土保护主义,向殖民地倾销商品。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和纽约先驱报的系列刊文中都谈到过这个时期的棉花贸易,不仅涉及英国政策在印度的影响,也提到纺织产业的兴衰对工人的影响,产业的变动让他们时而被卷裹时而被抛弃。在后殖民时期,这种力量的不平等通过一系列倾向于富裕国家的条约得以延续,例如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进入欧洲并设立工人工作无基本保障的经济特别区(SEZ)的《多种纤维公约》(1974年-2004年)。不过与此同时,纺织品的产量还受到了几种其他阻力的影响。比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1863 年)所描写的女裁缝团体,再比如孟买矿工1982年至83年间长达18个月的罢工,这场罢工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和最长的 一次。


      “社会织造”取材于这段历史的一角,此次巡展特别为纤维艺术三年展重新构架。展览通过一系列的媒介,包括装置、摄影、绘画、电影、纺织品、录音、书籍和历史文献,特别关注于印度的纺织品和资本、劳动、殖民、国际贸易以及激进政治的关系。


孟买纺织厂土地笔记
抵抗运动

      关于孟买纺织厂土地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纺织厂工人与活动家发起的抵抗运动。这一运动是在孟买工业重组的背景下展开的。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孟买的纺织厂陆续关闭。原因有以下几点:全城经济发生变化,城市中心的正规行业遭到挫败,系统性解体。此外,孟买的纺织厂技术老旧,缺乏投资,无法与其它生产中心竞争。另一方面,工会因要求提高工资而变得激进。因为孟买当时的房价飞升,纺织厂主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将纺织厂改造为商业地产。到2000年代中期,孟买的纺织厂几乎完全遭到摧毁,其中的许多工厂被拆除。这些工厂曾经所在的土地迅速发展为价格高昂的房地产。
      工人们的应对方式是一系列抵抗运动。先是1980年代中期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罢工之一。但当工业重组的背景得到理解之后,抵抗运动转化为努力争取重建纺织厂。在这一努力失败后,工人们开始索取高昂赔偿。现在,工厂已夷为平地,房地产拔地而起,反抗行动再次无疾而终,变为乞求分得哪怕是一丁点改造土地所得的利益——现在的要求是一小块财产——希望为每名工人争取一座房屋。
      随着大型行业垮台,城市中的工作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失业的工人中有一些从事了新的行当,比如守夜人、电梯操作员、街头小贩、房地产经纪人等。但大多数人都没能再找到新的工作,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即使找到了卑微的工作也大多上不了台面。于是,大多数家庭养家的重任落在了女人身上,她们在家里开展了几项事业,从事开班教学、提供餐饮服务等。

改造之殇

      在建筑师、规划者、历史学家和其他城市知识分子讨论这一事件时,“哀叹”和“怀旧”成为了关键词。他们将这场变迁视为机遇的丧失。他们原本提议在旧厂址建造文化基础设施和便利设施,减轻城市压力。
      1990年代起,人们就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孟买的棉织厂没有未来。意识到这一点后,政府起草了允许改造工厂土地的条例,这就是著名的 “58号条例”, 由孟买开发控制管理机构于1991年依照《马哈拉施特拉地区与城镇规划法》制定出台。该条例规定“空地及纺织厂内部设施拆除后遗留的土地可用以改造为三个用途——商业开发、住房及便利设施”。这一规定确保了厂主(可以开发房地产)、工人(可获得所有应得收入及一座理想位置的高价房屋)和城市(可增加便利设施)能够共同分享改造收益。几家工厂的地基立刻被改造,建起了座座高楼,让已经压力重重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加不堪重负。面对来自建筑圈和规划圈的压力,政府委任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由著名的建筑师查尔斯·科雷亚带队,制定一个改造该区域的整体方案。委员会开始进行研究,将当时的土地格局制定成图,发现该区域缺乏开放区域,于是准备利用可用的工厂土地来提供更多公共区域。最终提案标明了可留做公用的建筑,并提议为城市打造新的综合开放区域。扩大公共开放区域的这一经典巧思是提案的重点,实体制图版规划也格外突出了这点,他们还频繁引用欧美方面的工业用地改造案例来支持这一举措。然而,追求土地经济和开发政治的暗流涌动,未被察觉。工人们对扩大公共区域不感兴趣,无法产生共鸣。厂主则认为该提案实际是在掠夺他们的土地挪为“公用”。提案没能得到任何有关方的支持,政府随即将其搁置。
与此同时,纺织厂主与政府合谋更改了有关条例,得以将几乎所有房产改造为房地产。这一更改实为暗箱操作——只在阅读量最少的报纸上作为“小变动”发表,没有引起太多讨论。条例中去掉了“内部设施拆除后遗留的土地”,变成“纺织厂中的空地可用以改造为三个用途——商业开发、住房及便利设施”。纺织厂中的空地其实极少,这样一来,原本有设施的地方就可以被开发为房地产。于是,用做城市建设的土地极大减少,大多数土地都被改造成房地产。许多环境及遗产保护者向法院请愿,反对更改后的条例。法院决定维护新条例,但下令有“遗产价值”的建筑不得被废除。随后调查了各建筑是否有遗产价值,大多数烟囱被视为有遗产价值,政府同意予以保留。如今,这些烟囱还突兀地出现在高耸的居民楼及办公楼之中。还有人提议在一家工厂中建造工业博物馆。
开发土地的热潮对该区域的分租房造成了极大压力,必须做出改变。这种分租房为一至四层的建筑,沿走廊分隔出一排小隔间,共用卫生间。这就是孟买工人阶级在市区的住房类型。到2000年初,几座摇摇欲坠的老旧分租房开始得到改造。政府此前通过了条例,规定如果老房子中的房客愿意接受改造,则可以扩大建筑面积,在开放市场贩卖,以补偿改造成本。然而,房客基本上没有调动资源、进行此类改造的方法,只能依赖开发商。现在,大多分租房都是开发商和房客激烈争夺的空间,双方经常因房地产的投机利润而发生冲突。

庆祝新生

      关于这次工厂土地转型,值得庆祝的事情有很多——变化的土地格局、新经济、新区域和获得新生的人们。与厂主、建筑行业、金融家等房地产相关人士打交道的经纪人们在这次关闭工厂事件中觅得了机遇;还有一些人也对这次改变表示欢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是新自由经济、全球化经济诞生的起点,必须好好利用;许多环保主义者把这看作减轻城市工业污染压力的好机会;许多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士发现老旧厂房的废址很适合改造成房屋艺术画廊和其它文化空间;还有许多刚刚进入商业和金融业的职业人员在新改造的土地上找到了工作的地方和住处。
      过去造工厂的土地迅速发生变化。一些老厂房中开展了新活动——仓库变成了商场、饭店和艺术画廊,纺织车间变成了银行和其它商业办公室和商店,锅炉房或木匠工作坊等其它工业基础设施变成了酒馆和咖啡店。而其它老厂房则彻底被拆除,废墟用来填充工厂纺织间先前用作火灾消防和湿度控制的大型水箱,原先的仓库和车间则成了零零散散的商场、客服中心、艺术画廊、媒体中心和商业办公室。
      开始的时候,这些新的建筑和活动看起来与厂房格局和工人格格不入。许多新建的商场、酒馆和购物区都由持有武器的警卫保护,安装了监控录像和安检机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厂房内外的空间都发生了变化。各种企业接踵而来,组合起来略显荒诞——室内设计师和股票掮客,旅行社代理和投递员及安全服务,汇款机构和就业局或合同工介绍所,等等。人们慢慢变得熟悉,不再尴尬。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涌入老厂房内的商场。商场表示一定会达成“一百万人次”。这些地方给了人们行动力,他们只要在这新的空间游荡就能满足渴望,即使是那些买不起打折商品的人也能在这里享受短暂的欢乐。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孟买纺织厂土地的讨论之中,反抗、哀叹和庆祝的观点发生了分化。而另一方面,生活也同样包罗万象。

全球纺织面料集市
卓嘉健

      位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绍兴柯桥是世界纺织面料批发中心。纺织面料或称面料,是指经工业化处理,由编、束、织、染、印等工艺制成的商业轻纺半成品,出口海外,用以制成纺织业下游商品,如服装,家纺等。柯桥轻纺城拥有12个超大规模市场,约22000家批发商户,经营逾10000多种面料。这些面料生产企业中有80%多为中小企业,为约2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将近一半的当地居民从事面料行业。他们为地方和国家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09年,柯桥纺织面料产业为当地创造了超过60%的GDP,分销212亿件面料,占中国面料生产量的1/3。
      柯桥纺织面料品种繁多,价格优惠,大批量地出口至世界各地。在全球轻纺市场上,尤其是较低端的南亚,中东,东欧,非洲市场上,柯桥已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过去几十年间,来自印度的商人,特别是信德人已与柯桥建立了广泛的商业往来与面料交易,已成为柯桥主要的贸易代理。目前已有10000多名印度人常住柯桥。他们当中既有老板也有员工,为了生意或工作而定居在这个中国小镇。他们在海外采购商与柯桥本土供应商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即面料出口生意代理,向交易一方或双方抽佣。所以他们选择了柯桥这个以中介经济为主的地方。全球面料交易是一个跨国交易过程,涉及多轮贸易往来和工业处理。位于柯桥的这些代理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仅是九牛一毛,但其必要性却不言而喻。
      笔者于2010年至2012年以及2016年至2017年间在柯桥进行人类学研究,尽可能详尽地去了解该地区不同类型的代理企业之间的日常交流,尤其是那些利用这些交流创造出本地市场商机的印度与中国商人。笔者的研究出发点旨在探索柯桥当地的这些商业交锋与交流,是如何形成本土市场的内部逻辑,构建出可行的中介经济,以及面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无法避免和无法预测的干扰时,这一中介经济能否持续有效运行。
这些来自印度的商人处于庞大的面料交易过程的中间环节,在全球面料贸易中不可或缺。但也正因如此,即使生意兴隆,每一个柯桥面料市场的印度商人都无法避免全球市场的波动。
      然而,若单纯地把这些印度商人看作是全球贸易巨轮上的一颗小齿轮,那就低估了他们在柯桥的作为。未经深入分析,我们可能会简单地给他们贴上标签:“中介”,“贸易移民”,“接头人”。他们就统统变成了一个纯粹是能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特殊群体。而事实是,这些印度商人在柯桥苦心经营着中介经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填补全球化的鸿沟,也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起属于他们族群的集体经济。这一中介经济恰恰代表着他们各自的生意算盘和一个个孤立的商业决策。这样的决策对他们自己而言非常合理,却会给全球面料贸易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在全球市场与地方市场之间,以及在强势与弱势之间制造“摩擦”(Tsing, 2005)。
      由此可见,中介企业为了在市场中生存,往往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无法顾及本土和全球市场上的客户的利益。笔者曾在柯桥观察到一些中介企业两面三刀的做法。比如,有些企业会对产品信息有所保留;会在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同时给他们制造麻烦;有些中介虽然帮助采购商与制造工厂对口联系,却会暗中离间。总之,这些中介在促成交易双方联系、最终顺利成交的同时也在为他们频频设置障碍。想在柯桥做生意的印度人必须能快速学会如何证明自己作为中介企业的价值,而这与如今全球资本主义中去中介化的趋势背道而驰。
      笔者对柯桥印度商人的经商之道进行研究,提出全球纺织面料集市这一概念以解释面料交易的动态过程。即是说,(一)面料的物质性和(二)集市经济的自创性,产生了全球经济中一种另类的经济类型。
纺织面料的工业生产过程颇具弹性,从包括原材料、颜色、图案、密度、弹力、柔软度、重量在内的面料物理成分,到加工速度,编织工艺,缝制技巧,以及一系列其他产品要素均可根据采购商要求和预算进行调整与修改。因此,相较于其他工业产品,纺织面料的物质性也尤为特殊。与其他标准化的商品不同,纺织面料交易特别能适应市场的迅速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快速变化的潮流,品味,偏好,以及最重要的—采购商的预算。所以,纺织面料交易的谈判往往意味着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一轮又一轮痛苦的电话谈判或面谈,不厌其烦地争论,反复地核实数字,强势地砍价,最后的妥协。这些激烈的交锋让双方都对交易商品有话语权,随着谈判的推进,交易商品的各个元素也可以随时改变。
      汉语里有“将货就价”这一说法,意思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对面料物质性的最好总结。几万名中国面料供应商充分利用面料物质性的灵活多样,在柯桥生存谋利。由此,当地的纺织面料行业即形成了“集市经济”。在集市经济中,(产品的)信息不透明,不充分,分布不均,交流不畅(Geertz 1978: 29)。鉴于市场混乱,如果采购商希望找到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希望达成对自己而言最合理的交易,则需要直接参与交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展示出极大的诚心、投入和坚持。在柯桥市场上,这样的人当然可以是采购商,但更多情况下是中介,包括独立的中介公司或者是隶属于某个贸易公司的复代理人。为了做成一笔交易,这些中介必须广撒网,寻找供应商;一旦锁定某一供应商后即刻开始积极谈判,争取最优价格。(Geertz 1979: 224)虽然这一过程繁琐又费力,却能充分帮助他们建立和巩固自己在面料市场上的中介生意。笔者在柯桥遇见的一些来自印度的复代理人都是如此。他们一方面为自己所在的公司寻找供应商,谈条件;另一方面瞒着自己的老板,尽可能多地与当地供应商建立联系。他们坚信,这些供应商会成为日后他们在柯桥实现自己梦想的关键资源。换言之,这些复代理人拼命工作不全是为了公司,为了老板,而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柯桥自主创业。所以,在这种集市经济的逻辑下,复代理人迟早会自立门户。
      集市经济模式虽然至今依然存在于不少资本主义市场,但它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竞争市场的原型” (Favero 2010: 62)。也不是因为集市是经济交流,政治会谈,社会关系和文化表现的综合体 (e.g. Bayly 1983)。集市经济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它为那些一心创业,特别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描绘了现实的希望蓝图。这些人或许一开始毫无经验,缺乏资金,易遭剥削,但他们可以积累经验,建立人脉,攒够资本,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创自己的事业。柯桥的纺织面料交易经济是在一个“格外复杂,沟通不畅,异常嘈杂的网络中” (Geertz 1979: 125) 运行,充斥着“模糊,稀少和分布不均的信息” (323)。因此,每一个直接参与当地市场的商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充分利用这些特点。由此可见,研究纺织面料集市经济中的个体商人创业策略,其意义远不止于揭示某一特定集市经济中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Bestor, Theodore. 2004. Tsukiji: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yly, Christopher. 1983.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vero, Paolo. 2010. “Bazaar.” In Ray Hutchison, ed., Encyclopedia of Urban Studies, 61 - 65. London: SAGE.
Geertz, Clifford. 1978. “The Bazaar Economy: Information and Search in Peasant Market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8(2): 28 - 32.
---. 1979. “Suq: the Bazaar Economy of Sefrou.” In Clifford Geertz, Hildred Geertz and Lawrence Rosen, eds., Meaning and Order in Moroccan Society, 123 - 3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sing, Anna.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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