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织造
发布日期:2022/07/12 阅读数:

建构织造

安妮·阿尔伯斯 / 德国

      虽然“追忆”这种行为本身常带有保守作风之嫌,但有时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追忆同样可以时不时涌上心头,促进我们对进步产生感知的良药。它将我们的成就得以适度地展现,让我们可以总结出进步、
停滞以及可能的退步。借此,追忆启发我们去新的领域探索。当我们审视近年来纺织业的发展过程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那些重大的发展其实都限制在一个相当确定的小领域内— 发明新的面料以及新的制成品,但相应的,编织的过程在这数个世纪之中实际上却没有变化。纺织化学带来的转变影响深远,可能比 20 世纪由于纺织制造业机械的快速进步带来的改变还要巨大。但在我们所处的现代,周遭一切都在快速发展,急剧地改变了面料的质量与数量,却几乎没有人触及到纺织制造的核心— 编织技术。实际上,当一些核心技术得到发展的时候,编织的技法不仅被忽视了,其中的一些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

      人们很容易想象,当一个古秘鲁编织艺人看到如今的纺织产业,他该会感到多么好奇、多么困惑。由于他本身沉浸在纺织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中,并也对这种文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称得上有资格评价我们的成就。面对当今的纺织业时,可以想象,他会对批量生产的高速感到惊讶,也会对织线的统一性、编织的精确性以及低廉的价格感到不可思议 ;他会欣喜于人们使用的各类新型的纱线— 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比如人造丝、尼龙、酵素纤维、涤纶、奥纶、代纳儿、玻璃纤维 ;他也会对那些经过抛光处理、防水防皱处理、防褪色处理、永久褶皱处理、防火处理、防虫处理、防缩水处理或荧光处理的所有新的成品材料大加褒扬。这些新的处理方法使一些传统常用的面料拥有了全新的性质,他会惊讶地学习这些处理面料的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这些方法竟然能拉伸面料,让它们与酸或碱产生反应……虽然我们的古秘鲁编织艺人对丰富的色彩习以为常,但他或许也会对各种差异微小的不知名的新色彩,以及超出他想象的对于色彩的大量运用感到震惊。

      纺织业的美丽新世界让我们的古代专家感到非常自卑,甚至可能考虑转变一下自己的工艺,也用一用化学方法或者机械生产— 在这伟大的发展过程中此二者带来了最为主要的影响,前者改变了材料的质量,、后者改变了生产的技术。但他也许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它们没有符合他的特殊兴趣— 将两根线以正确的角度用复杂的方式环环相扣,也就是 : 编织。

      现在他将目光投向纺织工作的特殊阶段,在这方面他很可能会重获自信。因为他感受到了一丝单调乏味,并因此而有些迷茫 ;我们猜测是因为他看过太多用最简单的技法编织的面料,大多数情况下,他一眼就认出了构造的规律,他还发现自己熟知绝大多数比这复杂得多的编织方法。在寻找创新的编织技术的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没有能够令他着迷的样品,他觉得自己对此可以提供许多建议。

      一位对当代文明保持中立的评论家也许会将当今编织方式的贫乏无趣归结为一系列原因的结果。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机器的时代,手工作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取代,在相同程度上限制了工作的多样性。他也许会解释说,由于如今计划与制作两分,干扰到了产品制作成型的过程,因为现在不再是仅通过一双手制作一件产品,而是许许多多双手一起做,生产线上的每个工人都是机械地根据上级计划对产品贡献自己的部分 ;那种自然而然的成型方式因此没落,被现有的计划所替代。然而,纸上的设计并不能考虑到对于材料的良好感知和创造性的使用。评论家还提到,现在这个时代,宣扬产量高于价值,因而材料的历久弥新便不再是价值本身,精美的手工艺也不再是短暂愉悦的源泉。他们向我们呈现在机械化生产之下艺术与工艺、或者纯艺术与制造业之间的分裂,前者充满了精神与情感的价值,后者则主要是实用的物品。于是新的发展方向变得清晰且合乎情理,即单纯制作有用的东西与艺术的发展并行,在这样的过程中才会脱离单纯的文学化叙事。

      虽然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脱离于其他一切理念考量的“实用形态”,纺织品美学特质依然以天然不受雕琢的形式呈现着。虽然没有附加的装饰,今天的纺织品通常也是很漂亮的,因而我们相信,正是对原材料的单纯使用,体现了它天然的性质。虽然一致的染色被看做是一种美的附加,掩盖了材料本身的特性,但我们通常更偏好自然、不染色的面料。

      新的合成纤维数量数倍于传统常用的纤维,它们有如此多样的来源,譬如煤、酪蛋白、大豆、海藻或者酸橙等等。因此我们的材料,即使用最简单的技术编织,也会在材质上有多样的可能性,通过新成品不同的效果处理,这种可能性还会持续增长。因此这一码码朴素且实用的材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无聊— 确切点儿说,它们各自给了我们独特的满足感。而对于譬如秘鲁文明这样的一个早期文明来说,这些材料缺乏材质上的变化,也就缺乏对编织者来说特别有意义或美丽的品质。


      虽然编织技术上的变化不多,我们还是成功地拥有了许多种不同的面料,今天编织技术的广阔领域仍大有创新的空间。现在我们的工业并不会为这样的工作费心(现在是 1959 年,形势在变化),试管和计算尺让工艺非常成熟。虽然如此,但是用线制作面料的技术依然是某些编织艺人首要关注的问题,因此实验不会停止。尽管未被广泛地视为工业生产的正式成分,一些手工编织艺人一直都在呼吁对于编织本身的关注,呼吁人们将其视为纺织作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织布机上,不受预先设计的约束,这些编织艺人重现了原材料和纺织流程即兴互动呈现的特别质感。他们兴致满满,充满着洞察力,尝试运用编织创造表面质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纺织设计学派—它的诞生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们的努力,努力使质地又重新成为一种体现趣味的要素。质地的效果来自于材料本身的特别结构,而不是通过我们现在已经毫无兴趣的装饰图样的叠加。然而,编织的表面处理,通过对原来作为面料结构的一部分的材质进行过度使用,同样可以像其他图案一样,成为附加的装饰。

      虽然在手工编织的刺激下,纺织业才发现一些新织物的可能性,但是并非所有的手工编织都对此有所贡献。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偏离一定时期的主流趋势的作品必须要先经受住质疑。这一过程暗含着“孤立主义”的危险……手工编织艺人从当代困境中抽身而出,沉浸在过去的编织指南里。这其中有对当今工业的恨,恨制造业在技术上占有优势因而忽视了他们 ;相对于机械制品来说,人们对于手工制品具有浪漫主义的过度重视,相信这个不再受到重视的市场依然会得到保护。

      时至今日,手工制作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边远地区补贴家用或修养身心的方法。任何一种手工都有艺术的潜质,本文对此论述不多。当手工制作成为艺术与实用的综合时(曾经这是一种自然的组合),问题就出现了。它尚未达到艺术的高度,又不完全是界定明晰的实用。我们今天的烟灰缸艺术、垃圾艺术……就是一个例子。

      现代工业是旧手工艺的新形式,两者都应记得它们血脉相承的联系,它们应似家人般团结,而不是相互憎恨。既然编织的工艺就是以非权威的方式制作,对于产业的发展也有所贡献,也渐渐开始吸引更多的注意,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便能看到它也会成为工业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手工编织主要影响了对于面料形态与表皮的处理,而几乎没有考虑过面料构造的设计,这恰恰能够影响材料的最基本的特性。现在手工编织艺人很可能再次从这个方向出发,譬如丝绸— 一种自然的柔软材料,经过某种特殊的线的构造,可以变硬、成为塔夫绸 ;再如麻布,一种相对较硬的材料,经过特定的程序也能变软。所以各种各样的构造方式能够创造出很多新的面料,不断增多的新的纤维与新的材质结合,迎来了探索构造的不同效果的特殊挑战。化学的处理方式产生出了荧光的效果,结构上的处理也能生产一些例如吸音功能的材料。我们古老的秘鲁同行可能不再困惑,把我们的行为视作对线的
探索,我们猜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激情所在。

      工业应该花时间看看这些有关织物结构的实验,最便捷、实用的解决方案是,把手工编织艺人们纳入实验室工作人员计划 ;工业则来支持手工艺人的充满想象与建设性的发明,并给予他们丰富的实际操作机会。纺织的进步可以在这样一个一定程度上的真正平衡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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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阿尔伯斯基金会授权翻译刊登
原文首次发表于《建构织物— 设计》(1946 年 4 月 4 日),《视觉传播》,Alvin Lustig 编(纽约,1946),以及 1971 年出版的《安妮阿尔伯斯 :论设计》(卫斯理大学出版社,米德尔顿,康涅迪克,pp.12-16)

 

 

织物上的牡丹

发起及文献梳理:张宇凌,刘潇
参与艺术家:茹小凡,谭彬,曾晓嵛

      该项目拟通过牡丹的植物性生命、文学生命和社会生活的生命,尤其是在织物上的体现,探索牡丹在中国民生中的物质记忆和心理记忆 。


      从南北朝“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至今,栽培历史也有1500年了。从牡丹被发掘,被记录的时代,承载其图案的载体,从权力阶层、以及民族符号,再到社会生活中的运用,都可以成为探讨一个符号在各个时代生活的象征义。


      牡,意为雄性的鸟或兽,亦指植物的雄株。丹则为红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意谓可无性繁殖),其花红故谓“丹”。实际上,“牡丹”这一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牡丹栽培历史的开始。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在甘肃省武威县发掘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发现医学简数十枚,其中有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家院以及民间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牡丹形象最早出现在画作中是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诗词与书画中的牡丹,因其外形特点和精神气质,被描绘成为富丽饱满、艳丽夺目的景致。唐代刘禹锡有诗曰:“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各种牡丹也多用于宫廷工艺品和丝织锦缎的装饰物上。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这其中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等等。牡丹纹样在中国锦缎上的应用,最辉煌的时期当属明清,穿在皇家贵族的衣饰之中。而在愈加接近现代生活的时期,牡丹成为中国生产的一个代表符号。而在更加密切的日常生活中,牡丹图案成为国民图案,织就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织物上,包裹着不同时代的中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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